作者从K-pop的起源发展传播之中探寻它是如何建立并传播它的文化共识。
【前言】
在阅读书籍《范式与流派：大众传播理论》传播是权力一节时，读到现在的权力是配合和制造共识，我几乎是立刻就联想到了K-pop（此处特指以爱豆产业为主的韩国流行音乐）在全球范围内（主要以中日韩三国以及东南亚为主）对文化意识形态的霸权式影响。基于此兴趣，我阅读了相关的文献及书籍，希望从K-pop的起源发展传播之中探寻它是如何建立并传播它的文化共识的。
【关键词】
K-pop、传播是权力、女性主义、新自由主义、韩国流行音乐、大众传播理论
【文献综述】
在书籍《范式与流派：大众传播理论》的传播是权力一节之中，讲述了关于大众传播是一种隐藏的权力、文化帝国主义、不同时代的多位学者对符号与权力的理解、以及大众传播在文化不平等语境建设上起到的作用。在常识中的权力中有指定性地提到了男性话语与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这一点在K-pop的属性之中尤为明显地体现；同时，福柯所提到的无形的内化的权力，也体现在K-pop文化的传播上：它使它的每一个受众又变成了新的传播机器，同时也变成了这个文化产业之中的一部分。
之后我又阅读了有关K-pop发展的相关内容，前辈的研究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和K-pop在中国的传播相结合，并主要说明了在“编码”中韩流文化的制造以及“解码”中韩流在中国产生的效应。[5]此相关韩流的“编码/解码”理论对于我分析K-pop发展传播之中的权力以及中国在文化“解码”之中的全力对抗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此之外，《韩国流行音乐的特征分析》也简要论述了在韩流行音乐的创作、表演、传播及受众方面的特征，从K-pop本身的音乐属性探寻其传播如此广泛的原因。《商品链视角下K-pop偶像的生产——消费政治研究》这篇论文中说明了K-pop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的联系，在绝对效率之上的社会框架上一批批爱豆商品是如何被生产的。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将在此篇论文中研究“传播是权力”是如何促成了K-pop的形成，在它的传播中是如何体现的，以及它创建了怎么样的文化共识，又是怎样使它的受众配合它的。
目录
三、 K-pop传播中的“霸权”：男权社会凝视下的“伪女权”
韩国历史发展受到日本殖民主义和亲美政权的影响深厚, 对欧美流行音乐文化体系几乎全盘接受[3]。历史上欧美文化在韩国的传播与发展可以说也算是一种文化霸权，它奠定了整个韩国社会共识的基础，以及音乐属性的根本。可以说是，韩国流行音乐是欧美流行音乐的模仿与改良。包括现在，韩国受美国的庇护，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韩流音乐属性都是传统东亚文化和外来欧美文化杂交产生的矛盾的结合体。
此外，韩国流行音乐还擅长博采众长，它疯狂地吸收并融合世界上的多种音乐形式，包括Hip-Hop、R&B、Trap、Jazz 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2]为保证其中毒式的流行性，K-pop主攻朗朗上口的旋律，以及经典鼓点的节奏，这也导致了在某种程度上，韩流现如今的音乐总是对已有的，经典的旋律进行采样（例如BLACKPINK的《Shut Down》、aespa的《Hold on Tight》），或是习惯性模仿使用欧美经典的调性与鼓点节奏来保证其记忆点和流行性的存在（例如《way back home》，许多人初次听便觉得耳熟，并认为此为欧美音乐），但是这也导致了多首歌雷同的情况发生。
韩国政府 1998 年正式制定“文化立国”战略，主张以文化产业作为韩国经济发展的支柱，[5]并在之后颁布了相关的政策来支持其流行文化的发展。抛去这个决定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它在韩国文化发展与传播层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之外就是新自由主义在韩国社会的席卷，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传播在韩国建立起了效率最大化的社会框架，而韩国流行文化产业作为韩国新自由主义服务业的标志迅速崛起，而K-pop偶像成为最具战略意义的文化商品之一。[1]
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框架之下，以“文化立国”的韩国发展其流行音乐的主要目的就是得到经济上的收益，而其想要有好的发展就必然需要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式，也必须躲不开流行音乐的传播。[2]
韩国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达成病毒式的传播，无法脱离的因素就是其本身的音乐属性。古有言曰“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越是通俗的文化就越能收到大众的认可。K-pop便是如此。它不同于古典音乐一般需要各种鸣奏，协奏，音调配合，它需要的只是朗朗上口的洗脑式旋律和节奏，使人在如今的短视频社会听到15s便能留下印象，2-3遍就能跟着哼唱。其次就是主流的K-pop文化向来都是唱跳兼具的，在一首歌最洗脑的旋律之中搭配上简单易学又富有记忆点的舞蹈动作，这会促使这首歌曲在网络上迅速被模仿，之后就是爆火。最近的最典型例子，便是BLACKPINK 团内Jisoo的solo曲《flower》。随着一句歌词结束，接应而来的便是简单的转手动作和洗脑的鼓点旋律，这也致使这首歌在Tik Tok爆火，引起无数人的翻拍。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K-pop传播中的无形的权力所在，它使它的个受众接受了这种文化模式，变成了新的传播机器，同时也变成了这个文化产业之中的一部分。
而韩国流行音乐大肆传播的另一个原因，便依赖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带动的网络媒体的兴起。数字专辑的出现是流行音乐发展的一个新转机，与此同时，艺人们也纷纷注册社交网络账号分享自己的日常，这无形中拓宽了K-pop流行的范围。在各大网络媒体的传播中，流行音乐是否由可以听到必须听过程的慢慢过渡又是传播成功与否的核心点。
韩国流行音乐（以爱豆产业为主）的发展几乎是紧紧地被禁锢在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框架之下。遵循“汉江奇迹”的成功经验，K-pop偶像的生产与再生产场所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逻辑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得以实现。[1]但是在追求绝对效率的过程中，人的特性逐渐销匿。无数的练习生被框在了“商品化”工厂之下的练习室里，以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作为养料，被爱豆生产公司打磨成一个个标准化的“商品”。
作为“商品”，他们的一切都是标准的，去个性化的，甚至是完美的。在巨大的数量和较高的能力标准下，“巨星”出现的概率被打破，一批批人形商品之中总会有几个爆火的出现。标准的工业化培训出来的大量的练习生资源，也是K-pop敢于去闯中闯泰闯美的基石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些后备力量的存在，K-pop才在不断地试错之中找到自己的传播之路，而这些地下室中的练习生的青春与梦想，也被埋葬在了K-pop传播路边的坟墓之中。
书籍《范式与流派：大众传播理论》在传播是权力一节中指出：我们的文化一直是在用男性的话语和视角来解释女性，男性的权力被合理化、自然化。即传播过程隐含男性对女性的权力。
pop的兴起与发展之时便收到男权社会思想传播权力的裹挟，而其成熟之后的再传播更是加强这种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这便是标题所说的“被霸权”与“霸权”。以女团产业为例，不论是清纯风还是性感风，在其本质上仍然是在讨好社会中的男性受众，标配着男人心中的“白月光”和“红玫瑰”。而这些大火的音乐团体每天都在加重女性的焦虑，这些有着完美身材完美脸蛋的爱豆们，在K-pop的传播之中，无形地拉高了整个社会，准确来说是整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而与之同存的，便各种焦虑与自我内耗的产生。女性们不自觉的融入了这个K-pop传播中形成的“共识”。
除此之外，男团爱豆的向下兼容更是彰显了如今男权社会下的“伪女权”。真正的女权主义是要求女性拥有和男性平等竞争的权力。而在K-pop爱豆文化的传播中，这种女性权力意识的觉醒被混淆成了男性爱豆的向下兼容，他们做了传统话语体系之下女性所做的事情，甚至被一些非受众冠以“娘炮”的名声。这样表面上看是男女平等，实际上却是再加重了社会意识形态对两性权利的不平等。K-pop的传播使这些共识甚至是常识更加为人所接受。
霍尔认为，大众传播的编码与解码，其实就是语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在话语中蕴含着权力的对抗。而中国对K-pop流行文化的“解码”，就是协商。“限韩令”的推行并不代表着对韩国一切的拒绝与排斥，而是允许“韩流”进入中国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丰富中国文化受众的 文化消费需求；但是当“韩流”的引入影响到中国本土文化产业的发展时，则通过政策制定，限制“韩流”的引入与在中国的发展。[5]
经过阅读专业书籍以及相关论文后，我分析了K-pop流行文化自诞生到成熟的过程。K-pop文化从起初发展时的“被霸权”，到现在在传播中传递自己的话语体系，其整个发展历史就是“传播是权力”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K-pop也在自己的传播过程中一刻不停地施行着自己的权力，影响着社会整体的文化语境。中国为避免被韩流的意识形态所入侵，在“解码”韩流时同K-pop传播中的权力对抗。
总的来说，K-pop的发展和传播深刻灵动地契合了传播的六种话语之一：传播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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